诸葛亮怒诉马谡太谷话,三国时期的马谡被诸葛亮器重,却被刘备认为是言过其实,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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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39论及马谡时,谓:“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为器异……,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诸葛亮从来深谋远虑,慧眼识人,以他那睿敏过人的眼光,他断然不会器异一个只会夸夸其谈。形实内稗的奶油小生的;事实上,马谡在诸葛亮的几次重大的军事政治行动中,也的确曾出类拔萃、金石巨响,每为人叹;诸葛亮在平定南夷时,生擒孟获,本来是想斩杀孟获的,但马谡对诸葛亮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亦不可仓促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正是因了这番宏论,历史上才留下了那段脍炙人口的“七擒孟获”的千古故事;正是因为这番功勋,成都的武侯祠堂门上才留下了那段“自古知兵非好战”的名联警句。此外,《三国演义》书中还曾有过一段描写:曹丕驾崩,曹睿继位,司马懿提督雍、凉多处兵马,主持军务,诸葛亮闻讯深为忧虑;这时,马谡设计策划了一个反间计,使魏主曹睿不久就罢了司马懿的官,诸葛亮欣喜过望,大赞马谡:“今懿中尔计遭贬,吾有何忧?”也就在这次“北伐”前夕,针对蜀国“兵马疲蔽”的现实,马谡还深谋远虑地提出“只宜存恤,不宜远征”的休养策略。由此观之,马谡在谋略筹计等方面确有他很多高明之处;陈寿说他“才器过人”,诸葛亮赞他“匡世奇才”,实非溢美之词。

那么,马谡又为何会失守街亭,成为千古罪人呢?

这就是被历史烟尘蒙封了千年的一桩冤案。

从主观上说,马谡平时受到诸葛亮过分赏识,“才器过人”、“匡世奇才”之类的赞许听得多了,助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听不得不同意见,头脑膨胀,自以为是,加上从未带兵打过仗,缺乏实战经验,所以最终导致街亭一战全军覆没,兵败山倒,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街亭战役之败,马谡该不该负主要责任?该不该成为“千古罪人”?——答案应当是否定的。

第一,从客观上说,街亭战役之败,倘要追究领导责任,诸葛亮恐难辞其咎。诸葛亮明知马谡长于战略谋划而短于带兵打仗,只能当参谋长而不能当军长,但他就是一意孤行,置大将魏延吴懿“谡不宜令为先锋”的劝阻于不顾,力排众议,“违众拔谡”,坚执把马谡推向第一线;这就象庄子《消遥游》中所说的那个大瓠,把它制成小舟浮游江湖,就能从心所欲,自由往骋;反之,用它盛水,自然不能胜任。所以,街亭败守,诸葛亮难辞“用人不当”之责。此外,诸葛亮偏爱马谡,私心作祟——马谡长期跟随诸葛亮鞍前马后,忠心耿耿,为人作事,任劳任怨;诸葛亮有心提拔他,但苦于马参军本人先进事迹不突出,政功、军功都不显著,难服其众;所以,蜀师一出祁山,诸葛亮首战就急忙忙的派了他去打先锋,原承想让他一举成名,以便今后好委以重任,但谁知那家伙运气不好,“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行恰遇顶头风”,偏偏碰上了个强劲对手司马懿,街亭一战不但没有扬名显声,挣得一块勋章,反而一败涂地,铩羽而归,落下一世“罪”名。这其中马谡自然有他不能宽宥的过失,但诸葛亮“私心”办了坏事,亦难免为后人讽以“用心不公”之诘。

第二,从整个战略态势说,蜀军北伐必败,势所必然,无人回天。北伐之时,已是孙刘联盟破裂之时,也是曹魏如日中天之时,蜀国更因为“先主”的意气用事,举全国之兵攻打东吴,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大伤元气,国虚兵疲,早现衰颓之像;诸葛亮勉为其难,出师北伐,不过意欲“报先主之殊遇”,尽人臣之义责,聊作一搏而已,“恢复汉室”,“一统中原”的目标已近乎水中捞月,镜里看花,了无实际意义;所以,不管诸葛亮怎样努力,大厦将倾,岂能独支?而诸葛亮“北伐”的整个战略方针又是:“兵出祁山,逐鹿中原”,本来,若按魏延的建议,兵出子午谷,兵贵奇险,则可能略建小功,但诸葛亮慎微过度,不敢冒险,只是“依法进兵”,俄延而行;这种旷日持久之战,为蜀军的最后失败必然埋下战略失误的祸根。所以,即使街亭不败不失,也最终挽救不了蜀军北伐必然失败的宿命。

第三,从具体战役布置说,街亭战役失败也是势所必然,无人回天。诸葛亮师出汉中,兵分两路,一路取郿山,另一路必取街亭,这个战略意图早被司马懿识破;按理,街亭乃“汉中咽喉,干系甚重”,诸葛亮应派干将和重兵把守,但诸葛亮却只派了二万五千人马和一个从未带兵打过仗的马谡去镇守街亭,这不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莫名其妙的“玩儿戏”么?街亭一无屏障可据,二无隘险可守,一条大道,一片平野,就算按诸葛亮的嘱咐把二万五千人马全摆在大路中间,想抵敌住司马懿亲率的二十万大军巨碾般的冲击,这恐怕也太有点强人所难了吧?别说是马谡,就是换了其他任何一位神武骁勇的将军,恐怕也守之不住;可这个事儿却偏让马谡摊上了,你说马谡冤也不冤?街亭之失与其说是马谡咎由自取,倒不如说是诸葛亮战略战役失误的必然;马谡的悲剧,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诸葛亮战略战役失误的悲剧;所以,让马谡背上“失街亭”的千古罪名,这的确不能不是三国历史上一桩最大的冤案。

最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挥泪”之中,其实也包含了诸葛亮对这桩冤案过失的自责和愧疚:一方面,马谡是自己的爱将,斩之自然心痛,所以流泪;街亭战役之败,与自己的用人失察和决策失误都很有关系,现在让马谡一人承担责任,不免疚愧难当,悔痛流泪;另一方面,爱之越深,责之越严,恨铁不成钢;恨枊不成材,恨马谡辜负了一片栽培之心,爱恨交织,故而情痛流泪;再者,诸葛亮并非不想从宽处置马谡,只是自己违规拔谡,将官们多有情绪和猜疑,在斩留问题上,众将官不满情绪无疑成了诸葛亮执法的准绳,斩之不忍,赦之不能,情法牴牾,处置两难,故而矛盾流泪;当然,最终,诸葛亮还是毕竟没有姑息袒护,毕竟没有让私情蒙蔽了公正,毕竟保持了他一个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一代明相的光辉形象;除开“挥泪”斩了马谡,最后自己还“请降三级”,以示儆戒。这就最终“玉成”了诸葛亮成为千秋推崇敬仰的偶像,成为后世人心道德的楷模的“圆满”,这既是他弥补过失的巧妙之处,当然也是他难能可贵的过人之处。

历史上,对“斩马谡”一案,也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当时蜀国的参军蒋琬就说过:“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乎?”裴松之对此也有一段论述:“今蜀偏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既杀有益之人,难乎其与言智也。”——究竟是要法度还是要人才?有罪的“有益之人”该不该杀?诸葛亮杀马谡算不算“智举”?律条之外,可否法外施恩?譬如,关羽镇守华容道,也是立了军令状的,但后来放走了曹操,诸葛亮也并没有杀他,张飞多次喝酒误事,损兵折将,诸葛亮也并没有杀他;可见,蜀国之法纲,诸葛之律纪也不是不可以权衡通变,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但何以却只对马谡一人“必究”,只对马谡一人“必严”呢?

刘备当时看不上马谡是有原因的。

首先,马谡是参谋型人才,没有独立领兵打过仗,而且还把诸葛亮忽悠住了,这让刘备很不满,而刘备戎马一生,什么样的人都见过,刘备需要的是战绩,而马谡凭嘴自然入不了刘备的法眼。

其次,刘备临终说马谡不可大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马谡的哥哥马良,马良在荆州辅佐关羽,是关羽的首席军师,而马良在关羽帐下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关羽败亡失荆州马良做为军师难逃其咎,估计马良要不死也会被刘备砍了,而马良之弟马谡也是夸夸其谈的人,这让刘备怎么能放心,但是碍于诸葛亮的情面上刘备也不好说什么,在临终时刘备特意嘱咐诸葛亮马谡不可大用,不得不说刘备眼光确实独到,可惜诸葛亮没放在心上,最后在街亭误了大事。

如果马谡一直当参谋也是个不错的人选,上战场厮杀不是马谡擅长,只能说诸葛亮把马谡放错了位置。